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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历史

     生物化学教研室定名于1955年7月15日。1997年更名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教研室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在学校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从教学、科研、学科人才建设诸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教研室的建设和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合校前时期的艰苦创业

     在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时期,学校共招收了15期学员,每期招收人数为15~30人,学制是几个月到一年。当时生物化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大量的新理论都是在30-40年代刚刚建立的,加上缺乏相应的人才,所以这个时期不可能开设课程,有一期学制最长(第9期,三年制)的学员,也未上过生化课。

       1949年5月,当时在长春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的苏成芝同志与李继硕等一批专业人员一道,从北京应招入伍来到西北,为学校补充了急需的专业人才。苏教授1941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曾任大连医院的儿科医师,同时在该院牧野生化教研室从事维生素方面的研究工作,1946年又在满州医科大学医化学科(日本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学科均称为医化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任长春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兼任沈阳医学院副教授。来到学校后,成为当时学校唯一能够从事生物化学相关知识教学的人。他参考外文书籍,自已归纳需要的知识点,编写了一些基础教材,一个人既要编写生化学,还要编写有机化学、胶体化学等,开始了生物化学的课程教学。

        1949年冬,学校迁到西安,当时称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此时,开始筹建生物化学科。当时校址上只有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制作军用铜纽扣的工厂(原八十年代教保处的一小块地方)和造纸厂(现在的生物制药教研室的地方),其余为一片空地。生化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建科时,只有苏成芝教授1人。不久,从中国医科大学刚毕业的王克为同志来到生化科任助教,另外还有樊广荣和郭福元两位练习生(技术员)。生化科利用了钮扣厂近100平方米的一个车间,黄土地面,门窗也没有。教员和学员们一起动手整修房子,用煤灰拌土,把地面压平,安装和油漆门窗,修理上下水管道,初步建起了60平方米的学员实习室,18平方米的仪器室和20平方米的实验准备室。从北京买来一些图书、玻璃器材和试剂,从此学校开设了正式的生化课程,同时还承担着有机化学、胶体化学等生化基础课。

       由北京到西安来的500名学员文化程度不一。当时。根据他们的文化程度共分为第16期到第23期共8个班次。生化科当时仅有4个人(两名教员和两名练习生)担任了全部的教学任务。

        生物化学科的创建当时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史书翰校长到上海不断购买有关书籍,还把上海巴斯德医学研究所的全部器材购买了回来,其中有1台先进的莱福光度计,当时国内只有几台。实验室既是图书室,也是苏教授的办公室。尽管条件简陋,教学任务重,但学校上下团结一致,学员和教员不分彼此,共同努力,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热情。因教学和学科建设成绩突出,苏成芝教授于1951年在兰州参加了西北军区英模代表大会。

        1951年生化科搬到了新建实验室(平房,原八栋实验室,现科技大楼的位置)面积约为500平方米。那时,王成济同志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生化科任助教,还增加了2名我校第9期的毕业生从事教学工作。1951年8月,学校一下子招收抗美援朝参军的学员1000多人,分为12个期,加上当时生化课没上完的25期,生化科共承担了13个班次的教学。由于教师严重不足,又从刚上完基础课,还未进入临床课学习的未毕业学员中,先后抽出9位当生化教员。新教员头天晚上听苏教授讲课,第二天再给学员讲,教材也是现写现印。当时向苏联学习,实行6节课一贯制,中午不休息,白天上课,晚上还搞“三反”运动到深夜。

        生物化学教研室前身的另一部分来自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935年。当时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由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郑集教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2009年以110岁高龄辞世)领衔,是我国当时生物化学的核心力量。1935年,中央大学成立医学院。作为中国营养学的奠基人,中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之一的郑集教授筹备了生物化学系,并任主任、教授。30年代的中国处在社会动荡之中,这也未能阻止郑集教授带着他亲手创办的教研室辗转大江南北。八年抗战期间,中大医学院迁成都。在敌机的轰鸣中,物资极端匮乏的时期,他始终关心“我国战时国民的营养问题”,带领教研室人员研究出“中国国民最低营养需要”。他在成都发起成立成都生物化学会,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的学术组织。1945年,他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培养生物化学研究生的正式机构——生化研究所,徐达道、杨光圻、彭恕生、丁光生成为第一届研究生。

  上世纪30年代,国内尚无自编的生化教材。1937年,中大医学院迁成都后,郑集教授为了教学需要,首先自编了一本英文版《生化实习指导》,该书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再版三次,用作后方各校生化实验教本。

       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华东军区医学院、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等。

        此时,白手起家的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化学科充满着建设激情,解放后的第五军医大学生化教研室拥有当时先进的设备和人才,1954年的合校为学校的生化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合校至改革开放前的力争上游

        1954年,原第四军医大学和南京的第五军医大学合校,成为新的第四军医大学。由苏成芝教授带领的第四军医大学生化科与郑集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带领的第五军医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合并组建了新的生化科。1955年,生化科正式命名为生物化学教研室。

        合校之后,生化教研室在师资力量、仪器设备、图书期刊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明显加强。合校最初几年,郑集教授每年下半年来西安讲课,并有杨泽田等几名助教和技术人员来到西安。1958年,郑集教授返回南京大学。苏成芝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继续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

        1956年新教学大楼(现行政楼)竣工,生化教研室迁入大楼,面积扩大了一倍。当时主要抓紧了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实验的改革。1955年总后召开教学改革会,向苏联学习,四个军医大学编写统一的生化教学大纲。由于我们先行了一步,因而在全军的生物化学教学中有主动权,统一的教学大纲的编写内容主要都是由我们提出。到“文革”前,我们编的全军通用生化课教材至少10种(不包括实验教材)。生化实验改革也不断进行,简化了原有方法,增加了学员实验次数,提高了生化实验课效果。苏成芝教授成为当时军内生物化学科学的领军人。因教学和学科建设成绩突出,苏成芝教授于1960年在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根据学科的进展,开设了高级生化学习班,每周几次课,连续半年时间,并将讲课内容汇集成教材,使教学人员的生化理论普遍有了较大提高。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医学生化特点,将生化知识与医学紧密结合,加强器官生化的内容,这个特点一直延续目前国内所用的医学院校生化教材。

        生物化学教研室自1964年起招收研究生,金伯泉、朱妙章等目前学校里的著名教授都是生化教研室的第一批研究生,但是招生和学习很快都因“文革”而中断。第一批的研究生也被送到野战部队连队当兵锻炼,回来之后重新分配而离开了生化教研室。

        生化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在五十年代,主要是在维生素和营养方面。当时从方法学入手,研制了一批维生素检测试剂盒。较早开展了维生素在军事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发表了“氧化型维生素C在人体内的代谢”、“几种主要维生素的简易测定法”等一系列该领域早期的研究论文,为我国、我军早期维生素研究与应用做出了开创性贡献。60年代初,在科研上从营养学转向了核酸的研究。主要从事射线辐射对细胞核内RNA代谢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工作,证实了辐射损伤对细胞内RNA代谢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一种含量少、代谢速率较快的RNA,后被确定为信息RNA(mRNA)的代谢。这也是国内较早开展的有关核酸的研究工作。学科承担的“照射对RNA的影响”是全军和全国重点课题。这为以后开展基因工程研究打下了基础。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军事医学研究任务的减少使得学科有余力着手民用科研工作,当时开展了诸如小分子免疫调节物(如免疫核酸和转移因子等)的纯化及作用机理、脂蛋白代谢等研究工作。到了70年代末,又将学科的核酸、脂类代谢两个研究方向统一为“细胞免疫的分子生物学”。为后续学科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以及跟踪国际分子生物学发展前沿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学科带头人苏成芝教授在国内医学生化界有很高威望。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张昌颖教授、上海医科大学的顾天爵教授、军事医学院的周廷冲教授等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经济发展有限,能投入科研的资金很少。但生物化学教研室的全体人员仍挖掘潜力,依靠有远见的思维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我国医学生物化学的核心力量。为促进我国、我军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中断了所有的科研项目。不仅如此,就连教研室本身也遭到破坏。1969年冬学校迁重庆后,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四合一”成为“正常人体学教研室”,原生化教研室撤消。原来的生化课缩减为“正常人体学”的一章,即物质代谢,只授课16小时。直到1973年“四合一”解体,又恢复生化教研室建制。1975年学校迁回西安,教研室一部分教师曾到周围的户县、三原、泾阳、引镇等地“开门办学”,即配合学员临床课的教学,讲授一些专题。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教研室的建设才逐步恢复。

三、改革开放后的全速发展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为生物化学教研室带来了全速发展的大好时机。首先是硕士学位授权学科获准,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为学科人才培养开创了良好基础。基于在70年代积累下的研究工作基础,生物化学教研室形成了培养人才的良好条件,有苏成芝、王成济、王兆裕、万芷芳、杨泽田、陈苏民、钱薇等一支导师队伍,在学校的研究生培养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1980年全校共招收了25名研究生,其中生化就占了5名。随着1981年获准博士学位授权,人才的培养层次进一步提高,成为军内培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

        我室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到九十年代中期已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有56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有28人。教研室当时有三个科研组,每组两个实验室,作为研究生培养基地。科研组组长均为研究生导师,各带领一个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技术员组成的梯队,共同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在教研室统一的科研方向下,各组有所侧重地开展自己的科研课题,分配到该组的研究生选题虽是独立的,却又与组内课题密切相关。研究生的学习、工作和教育管理由组长和该生的导师双重负责,以导师为主。由于前后年级研究生重叠,人数较多,为加强联系,便于管理,在研究生中还设有正副组长各1人。同时科内开展了定期学术活动,每周一次读书报告会,这是一种集体学习的形式,相册中有相关照片。后来成了一种制度,延续至今。生化教研室当时是学校内,甚至军内培养研究生最多的学科。这些早年招收的研究生,如药立波、毛积芳、刘嘉赢、彭朝晖、孙仑泉、韩骅、杨安钢、张英起等不少人都已经成为有成就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八十年代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教学大改革。一是倡导增设生物化学讨论课。在大课讲授后,布置思考题,由小课教员带领学员(30-40人)一块儿讨论,对物质代谢的联系等问题学员发言和教员引导总结相结合,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当时虽没有计算机,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作发言的课件,但是讨论也还是比较热烈。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从1983年开始尝试开设设计型实验课,在国内几乎最早开展了专题综合实验教学法的尝试,收到显著效果。学员4人一小组,按照选定的题目(如RNA酶活性的调节、溶菌酶的分离纯化等),自己写出实验设计,自己配置需要的试剂,完成实验,写出报告。学员积极性非常高,有的做实验到深夜,但是能力的锻炼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些实验课中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些学员现在已经不少卓有成就了。有的已经在部队成长为高级干部,有的转业后成为生物技术公司的总经理。教员也十分辛苦,一直要全程在位,但是和学员间也因此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后来这些实验改革在学校里开展的越来越多,最后在九十年代汇总成为医学基础机能学科专题综合实验的课程。

        在科学研究方面,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迅速认识到我们的科研工作与国外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差距.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必将为学科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机会。1984年,苏教授极力倡导,陈苏民教授组织实施,开始筹建基因工程实验室。1987年,孙仑泉从澳大利亚回国,在校内主办了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相关技术核酸杂交技术学习班,为在全学科乃至全校开展分子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至八十年代末,应用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课题已在生化教研室各个实验室全面展开。

       七十年代后期,率先开始了临床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研究,用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研究疾病的发病机理、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法。在国内首先开展了转移因子活性成份、化学本质的研究。八十年代,先后两次受到Acta Virology约稿在该期刊发表了3篇有关病毒特异性转移因子分离纯化的研究论文。之后,又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肿瘤特异性转移因子对癌细胞杀伤作用的模式,为转移因子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组建完成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在生长激素、骨形成蛋白、干扰素等基因工程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骨形成蛋白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攻关、军队重点攻关项目的资助。八十年代后期在我国最早开展了艾滋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艾滋病的基因诊断、工程疫苗及分子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利用在国际上刚刚兴起的PCR技术,在国内首次合成了可用于鉴定和分型的PCR引物,并研制出诊断试剂盒,在全国推广应用。在基因工程疫苗研究方面,克隆了艾滋病病毒核心蛋白P20基因,表达得到具有抗原活性的产物。在分子治疗方面,克隆和表达了该病毒核心蛋白中蛋白酶基因,其表达产物具有抑制该病毒复制的作用。九十年代初的基因工程抗体的研究也取得了好的进展,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抗人黑色素瘤单克隆抗体可变区基因的克隆和序列,该研究成果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被报道。此后在克隆了抗CD3单链抗体基因基础上,开展了基因工程双功能抗体研究,获得了抗人黑色素瘤单链抗体和抗人CD3单链抗体以及抗人CD3单链抗体-CD4双功能抗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至九十年代中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展开的分子生物学科研和教学工作,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国外的差距。可以说,在科研工作方面实现了当时国家提出了跟踪国际前沿的目标。无论在军内、还是国内都保持了生物化学学科的先进性,为后续大发展做好了准备。

四、“211工程建设的新机遇

        1996年的“211工程建设启动,这是学校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启动了生物化学教研室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被批准为“211”建设重点学科的同时,被批准建设全军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4个全军生命科学重点建设实验室之一,在20012005年的评估中评价优秀)。和总后医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由于实验室建设的启动,吸引了药立波、杨安钢和韩骅等一批在国外做出突出成绩的留学人员回到教研室。使本学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使得学科逐步形成了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群体。2000年以后,杨安钢教授调任免疫学教研室担任主任、韩骅教授组建发育生物学与遗传学教研室。卢兹凡,张斌,贾林涛,赵晶,张健等新一代学术骨干留学回国,成为教研室建设的新栋梁。

        教学改革始终是我们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1997年,我们建设了国内第一个分子生物学专业网站,制作了国内第一部分子生物学多媒体教学光盘。相关工作获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3年,又成为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分子生物学》的承建单位。教研室是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规划教材的骨干,药立波教授担任着全国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分子生物学》的五年制教材主编、八年制和研究生用教材的副主编、《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主编。2012年起,又先后担任了五年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和八年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主编。

        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教学课程设置、生物化学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从1998年开始,我们将生物化学的一门课改变成三门课教学(即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相对独立的三部分内容分别授课、分别考试,增强了课程内的条理和逻辑性,强化了知识的前后联系,例如系统代谢和器官代谢之间、基因结构功能与医学意义之间内容更加靠近。学生的阶段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较容易地克服了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的畏难情绪,学习效果得到了提高。2007年又将医学分子生物学中的部分内容(14学时)从其中剥离出来,安排在第五学期(临床前)讲授疾病相关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实现了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规律的相适应,使学生对医学分子生物学有跟踪其不断进展的意识,基本完成了新一轮教学内容改革。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新教育理念,注重运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将原有的授课时间分为三部分——讲授:自学:讨论的比例为311。从临床病例入手,分析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概念和原理,启发学生思考现有诊断方法、治疗策略的依据,讨论并评价它们的应用效果。部分课时使教师一言堂变成活跃的学生群言堂,学生从被动接受型学习向主动思维型学习转变,从个体学习向集体智慧协作型学习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研究生及继续教育各层次的人才培养条件和能力也得到加强,培养质量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培养的36名博士研究生在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4篇,其中影响因子最高达到12.5IF>5的有7篇。他们的论文发表在Cancer Res J Biol ChemJ ImmunolNucl Acid Res等国际期刊。教研室迄今已招收培养研究生356名,其中获博士学位141名,获硕士学位170名。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获全军优秀博士论文奖2人,获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奖6人,获陕西省青年科技奖4人。向学校其他科室、尤其是一些实验条件相对不足的科室开放联合培养,

        同时我们充分发挥了重点学科实验室的条件和技术优势,还向西部地区开放实验室,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青海医学院和本校军事医学等多所院校人员及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学科的多名研究生顺利完成了学位课题研究。先后在教研室参加研究的其他单位研究生超过300人。他们中有的(郝晓柯等)已经成长为学科带头人。

        在科研方面,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前沿逐步形成,重大疾病相关细胞信号转导机制、肿瘤基因治疗、肿瘤功能基因组学、肿瘤发生机制等研究逐步深入,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获得国家重点课题的能力逐步增强,先后拿到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的获准情况始终在学校各科室中名列前茅。

         1996年以来,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体现在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著在Cancer Res J Biol ChemJ ImmunolNucl Acid Resgastroenterology等国际著名期刊发表,技术上的创新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和国际的高度评价,有的已经进入国家新药创制专项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获得陕西省科技一等奖2项。

       教研室目前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群体,有总后勤部科技金星”1人和科技新星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有13名留学一年以上回国人员。

        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不断加强,2004年承办了第五届全国医学生化大会,2005年又承办了第九届全国生化大会,2009年承办了第23届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大会的西安卫星会议。中青年骨干定期轮流到国外进行合作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现已有留学回国人员13人,几乎占到教师队伍的70%。一些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在学科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提名者日本京都大学校长本庶佑教授、细胞凋亡研究的国际权威之一-哈佛大学袁钧英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俞强教授、美国贝勒医学中心陈思毅教授等都与我们有实质性合作。

五、学科传统与文化

        在几十年的学科发展中,在苏成芝教授的品格和学识带动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始终秉承诚信第一、敬业爱岗、团结协作、学术宽容的学科传统,形成了团结向上的群体和追求学术的氛围。

         苏成芝教授从学科创建初期开始,就时时倡导着诚实这一做人的精髓,从而形成了人人脚踏实地工作、扎扎实实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优良传统。教研室历代领导和学术骨干力争做到说到做到。在学术上追求真实、老实、扎实的作风,保证了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持续发展。

        敬业爱岗是学科在人才培养上的基本原则。教研室始终处于学识竞争的环境中,人人都有危机感。长期以来,晚上和周末的加班加点工作已经成为教研室的常态。尤其是在学校精品战略的新的发展阶段,努力工作、争出精品、有所贡献已经成为教研室所有人员的努力方向。

        团结协作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优良传统。大家追求的是学术上的共同发展,而不是个人名利的角逐。没有因人际关系不和而造成内耗,始终是教研室的骄傲。年轻人尊重老教授,老教授放手帮助年轻人成长。教研室一代代的顺利交接,保证了学科的长期繁荣。

        学术上宽容是形成良好学术氛围的基础。坚持了几十年的教研室学术活动是学术讨论的主要平台,是各种观点碰撞和提高的良好机会。研究生培养中既有导师指导意见,又有学生自主思维空间。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人才。

六、学科建设展望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我们将始终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教学和科研而设定目标。不断遵循国家发展需求,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努力承担国家重要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能够让学科和学校骄傲的新业绩,早就更多的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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